愤怒的葡萄创作背景(愤怒的葡萄社会背景)

　　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写作背景

　　20个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上生态灾难的形成，与一战以及为了满足战争的需求而大量种植粮食和棉花有直接的关系。“人家不是用棉花做炸药、做军装吗?只要老打仗，棉花的价格就会涨上天。”“你们知道棉花对土地起了什么作用：它把土地弄坏了，吸干了地里的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当时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和出口国俄国的小麦通道被土耳其截断，人们就把眼光瞄准了美国的大平原。当美国总统威尔逊把美国领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华盛顿发出了一个爱国的、预示小麦高价格的呼吁：种更多的小麦，小麦会赢得战争。”

　　当时，美国已经摆脱了19世纪的孤立主义而醉心于20世纪的全球主义，随着美国越来越热衷于世界霸权，工业主义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大行其道。这些国内国外的情势对资源造成了前所末有的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迫切要求美国的大平原生产更多的棉花支援战争，生产更多的小麦养活国内的人口。《愤怒的葡萄》的作者告诉我们： “乐土的梦想之所以破灭，并不是因为土地自身的先天不足，而是因为人的贪婪和暴力。”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都不仅是榨取劳力的技艺上的进步，而且也是榨取土壤的技艺的进步。”

　　1937年秋，作者跟随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亚。他沿途见到流浪的农民处于绝境，感到非常震动：“有五千户人家快饿死了，不光是挨饿，是快饿死了”，“问题非常尖锐”。这时他觉得他过去写的书是“多么拙劣，多么渺小”。他要描写农民的悲剧，要为他们说话。这是他创作《愤怒的葡萄》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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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赏析

　　互助友爱

　　小说突出描写这些破产农民的互助友爱的精神。互不相识的难民只要走在同一条逃荒路上，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就可以在同样困苦的人们中间得到支援和接济。作者通过人物的口强调说：“你如果遇到困难或者受了委屈，你就找穷人去。除了穷人，谁也帮不了你的忙。”这与奢侈的有产者扔出来的一点点布施有着本质的区别。

　　斯坦贝克笔下的农民并不停留在互相支援这一点上。他们以切身的经历表现出阶级觉悟的提高，体会到团结战斗的重要。小说有三个人物形象显示出农民身上“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

　　凯西是一个牧师，随乔德一家人流浪到加利福尼亚州。他在大批农民破产、逃难的形势下，思想发生变化。他口头上虽说“人人都有罪”，心里却感到这是一件连“自己都弄不明白的事情”。他代人受过、被捕入狱之后，懂得只有团结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成了一个罢工组织者，教育新老工人团结起来，警惕资本家的分化瓦解。凯西虽然不久被警察打死，但他所宣传的道理、表现出来的英勇的行为使许多人受到教育。乔德便是其中之一。他因为不慎打死了人，蹲过监狱。出狱之后，他随家里人西迁，成了全家主要的劳动力。他性情耿直，见义勇为，敢于同欺压人的现象进行斗争。凯西被警察打死，他打死了那个警察。他经过几次斗争，总结出一条真理：“一个人并没有自己的灵魂，只是大灵魂的一部分”。最后他走上凯西的道路，表示“凡是有饥饿的人为了吃饭而斗争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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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人物形象是乔德的母亲，她是家庭的主妇，也是一家人的灵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发生动摇，她却始终满怀希望。她不仅照顾好家里人，而且从不拒绝别人的请求。她同意凯西随一家人逃难，帮助比他们更饥饿的邻居的孩子，表现出劳动妇女无私的高尚品质。这位劳动人民的母亲不仅善于体谅别人，而且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她劝说乔德，不要单枪匹马去对付警察，要参加集体行动。乔德打死警察、准备外逃时，她坚决支持他的行动。她认为，穷人的路“越走越宽”，因为“我们干的事情，都是为了朝前走”。这个人物形象有血有肉。

　　斯坦贝克通过这三个人物形象充分地表现了从“我”到“我们”的主题，反映美国一代破产农民怎样向工人阶级转化。

　　斯坦贝克深情地讴歌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精神，表达了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赞美。环境主义者提出：“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必须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乔德的妈妈就是人与人和谐方面的光辉榜样。在《愤怒的葡萄》中，作者热情赞扬了乔德的妈妈，即使自己家处于困境，她也随时准备帮助别人，把宝贵的食品分给别人。乔德妈妈是这篇小说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自始至终，她就是一位导师和女神。她没有姓名，一直被称做“妈”，这使她的母亲形象更加完善。她细心关受自己的孩子，也关心需要帮助的邻里的孩子。她菩待公公和婆婆，当她看到邻居的孩子围在饭锅的周围，她慷慨地把本来不足的食品均给孩子们。她说：“从来没听说过乔德家或是黑兹利兹家有过路人要借宿、要讨点东西吃或是要搭我们的车的时候，拒绝过人家的要求。”当威尔逊怕因为自己钱少会连累乔德一家时，她说：“你们绝不会连累我们。彼此互相帮助，我们便都可以到加利福尼亚了”。

　　另一个必须关注的是罗莎夏这个人物。她接过了母爱的大旗，把爱心传递。她在许多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替妈妈照看生病的奶奶，她不但帮助奄奄一息的人，也帮助活着的人。尽管她有孕在身，还忙着做饭、洗衣、摘棉花，帮着挣钱养家。最为感人的是，罗莎夏忍受着孩子天折的极大痛苦，用自己的乳汁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正如乔德妈在最后说的：“从前总是先照顾到自己一家人。现在不是这样了。对谁都是一样。日子过得越不顺当，越要帮别人的忙。”作者还借人物之口说：“我想我们成了一体，我们也就神圣了，人类成了一体，人类也就神圣了。”人类中心主义不但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导致人与人的对立。斯坦贝克笔下小人物之间的互相关爱、互相同情是对鼓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西方哲学的无情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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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把联邦政府的收容所理想化，是由于他不懂得造成广大农民破产、流浪的不是个别的农场主，不是警察，也不是个别政府官员，而是维护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给了大公司侵占、没收个体农民土地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联邦政府多办一些收容所，农民的处境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吗?退一步讲，即使这些收容所能容纳上百万破产的农民，这也不是劳动人民应该容忍的生活条件。斯坦贝克目睹这些惨状后，曾向政府提出给农民“分配小块田地”、“确定工资标准”和“不准镇压”等三项要求，但是资本主义农业的现代化是以牺牲广大个体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根本不讲什么人道，所以，这些要求无法实现。如果书中描写的那些农民能够各自占有“小块田地”，他们又何苦流浪?他们破产了，流离失所，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超过市场的需要，这就不可能“确定工资标准”。斯坦贝克的本意无疑是善良的，真诚的，出自人道主义的同情，但他的解决办法是调和的，妥协的。正如有一位批评家所说：“仔细读来，《愤怒的葡萄》的中心意思是要求有产阶级放规矩一些，聪明一些。它不是要工人阶级改变自己的状况。”(彼得·里斯卡著《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或者如另一位所指出的：在斯坦贝克看来，“解决的办法不是革命，而是爱和谅解。”

　　在斯坦贝克的观念中，人与人互不了解，难以沟通，生活有时甚至是无望的，但斯坦贝克始终保持着一点希望的火花，他相信人类最终还是能抵达乐土的。从小说最后一句话罗莎夏“渐渐合拢嘴唇，神秘地微笑了”这句话看出，作者认为只要普通人之间互相关照，生活是有希望的。这就是他的灵感的来源，也是他的作品的精神所在。他认为人类有面对失败不气馁、勇敢、怜悯和爱的能力，在与软弱和绝望进行的漫长战争中，这些是希望所在。

　　生态女权

　　西方文化的主要权力结构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等级制度。在这一结构体系中，女性必须服从男性的利益，自然则必须屈服于机械化和文明社会的主宰。而生态女权主义正是结合了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肋目标，挑战一切统治关系，并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道德观和社会结构。它的目标是改变权力结构本身。《愤怒的葡萄》中女性人物的塑造是为了凸显大地的母性特征及其神性，因为斯坦贝克敏锐地观察到，要想真正恢复对土地的敬畏，人类必须颠覆男权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观念，即土地的他性特征。斯坦贝克相信，作为社会变革的新生力量，妇女将起到重要作用，给危机中的美国社会带来生机。